我國使用農藥的歷史悠久，農藥工業化生產始于新中國成立后。改革開放前農藥工業經歷了初創期（1949-1960），這一時期政府投資興建了一批農藥生產廠，生產的品種以有機氯、有機（無機）磷殺蟲劑為主，大宗產品有滴滴涕、六六六、氯化苦、對硫磷、敵百蟲、毒殺芬、磷化鋅等。此外，這一時期還小規模投產了代森鋅、福美雙，2,4-滴、萘乙酸等殺菌劑、除草劑和植物生長調節劑品種。
此后，我國農藥工業經歷了一個鞏固發展期（1961-1983），我國分別在天津、上海、杭州、南通、青島、淄博、蘇州、重慶等建成了一批農藥骨干企業，新投產的品種包括樂果、馬拉硫磷、久效磷、殺螟硫磷、甲萘威等殺蟲劑；殺菌劑抗菌素402、福美胂、稻瘟凈、葉枯凈等及除草劑燕麥敵。這一時期的亮點出現在70年代，多菌靈和井岡霉素相繼投產并很快成為殺菌劑的大噸位品種。此外，這一時期特別是改革開放后前5年，除草劑及植物生長調節劑得到較快發展，一批除草劑品種如敵稗、除草醚、草甘膦、綠麥隆、西瑪津等及植物生長調節劑如赤霉素、矮壯素、乙烯利等均實現了工業化生產。在此期間，農藥加工技術也得到提升，顆粒劑、膠懸劑、可溶性粉劑、膠囊劑、超低容量噴霧劑等相繼研發成功，部分劑型實現產業化。
1983年對農藥工業是個重要的分水嶺。隨著社會對環境保護的日益重視，我國政府決定1983年4月1日起停止生產在農藥產量和使用中占比很大的六六六和滴滴涕（兩個品種產量最高年份達37.5萬噸）。此后幾年，為緩解市場壓力除花巨資進口一批農藥外，集中資金和科研力量，相繼投（擴）產了數十個農藥品種（包括甲基異柳磷、克百威、胺菊酯、氯氰菊酯、氰戊菊酯、甲霜靈、丁草胺、禾草丹、野麥畏、多效唑、甲哌鎓等），使農藥品種與產量在停產六六六和滴滴涕后得到快速增長。截止1987年底，我國生產的農藥品種數量已經達到132個，總產量達到15.23萬噸（折百，下同），可滿足農業生產的基本需要。
1983-1987年的5年間，一大批農藥品種的投產，不僅改善了我國農藥產品的結構，替代了部分進口產品，而且以擬除蟲菊酯類、三唑類為代表的高活性、高技術含量產品的投產，標志著我國的農藥生產技術有了穩步的提高，特別是氯氰菊酯差向異構定向轉位技術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
改革開放第二個10年對于農藥工業而言是一個相對平穩的發展期。1988年全行業可生產的農藥品種數為139個（其中殺蟲殺鼠劑70個、殺菌劑37個、除草劑23個、植物生長調節劑9個），產量17.67萬噸。到1997年，可生產的農藥品種數為191個（其中殺蟲殺鼠劑86個、殺菌劑48個、除草劑40個、植物生長調節劑17個），產量39.5萬噸，1988-1997年年均投產品種復合增長率3.2%，產量復合增長率8.3%。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企業數量及生產規模有所提升。
這一時期的重要事件為《農藥管理條例》的頒布（1997年），為農藥行業的規范化管理提供了法律法規依據。
1998年政府機構改革，工業口農藥管理職能轉移到國家經貿委（后隨機構改革又轉到國家發改委）。伴隨機構改革釋放的政策紅利及民營企業家最早察覺到的各行各業的市場信號，以浙江、江蘇為代表的民營農藥企業發展迅速，企業數量呈現出井噴的態勢。
1998年農藥生產能力77萬噸/年，產量40.75萬噸；到2007年，產量已達173.1萬噸，1998-2007年年均復合增長率高達15.6%。農藥產品結構也從1998年的殺蟲劑：殺菌劑：除草劑（72.4:9.2:16.3）調整為（34.7:7.9:32.5），除草劑比例大幅上升，完全扭轉了殺蟲劑一家獨大的局面。2007年農藥出口金額達到13.25億美元，同年農藥進口金額僅2.15億美元。
由于PIC公約（對某些危險化學品及農藥在國際貿易中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列入了包括甲胺磷、對硫磷、甲基對硫磷、久效磷、磷胺等農藥，有關部門經過慎重研究，決定從2007年1月9日起，禁止生產和使用上述5種高毒有機磷農藥。從而在客觀上加速了農藥結構調整，使一批高效、低毒、環境友好的農藥新品種得以較快地占領市場，為我國糧食安全和食品安全提供了較好的物資保障。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國內4萬億投資拉動，農藥行業也開啟了歷時5年以上的快速飆升階段。2008年農藥產量190.2萬噸，到2012年農藥產量突破300萬噸，達到354.9萬噸，此后幾年均在高位運行（370萬噸左右），受環保督查、安全監管以及宏觀經濟從高速向中高速轉變影響，2017年產量略有減少，下探至294.1萬噸。
從營業收入來看，2008年農藥行業營業收入1190億元，2017年達到3080億元，年均復合增長率達到11.1%。隨著環保督查及安全監管的持續發力，2018年開始，農藥全行業呈現出一貨難求、價格飆升的態勢。
最近10年，農藥行業發展的最大亮點以及行業整體競爭力的提升，應主要歸功于資本市場的推動。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在滬深兩市上市的農藥企業（主營農藥或包括農藥及中間體業務）有35家，在新三板掛牌的農藥企業（主營農藥或包括農藥及中間體業務）27家，這些農藥企業絕大多數為最近10年上市的企業，它們從資本市場募集的資金為企業和行業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農藥創制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表現，也是支撐農藥企業持續發展的利器。1993年1月1日新生效的專利法從保護生產工藝改成保護產品（化合物），在專利期的農藥則不能仿制。專利法的修改，從而與國際進一步接軌，客觀上要求我國農藥研發活動必須由仿制向自主創新過渡。這是我國由農藥生產大國走向農藥強國的關鍵一步，也是必由之路。
“九五”計劃期間（1996-2000），國家計委和國家科委聯合出資1.5億元，加上地方或高校配套資金，先后建成了北、南兩個農藥創制（工程）中心，形成了沈陽化工研究院和南開大學為主的北方中心；以及以江蘇、湖南、浙江、上海院所為主的南方中心；共形成了6個農藥創制基地。并有選擇地支持了一些其他有研發基礎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企業。此后“十五”、“十一五”及“十二五”期間，國家都將農藥創制、支撐計劃列入予以全力或部分支持，部分成果的產業化還獲得有關部門的貸款貼息或資金獎勵。國家有關部門大力支持，極大地激發了研發單位和企業的積極性，農藥創制工作出現了扎扎實實、欣欣向榮的局面，開發了一批創制品種和關鍵技術，培養了一批農藥創制的各層級人才。經過近二十年的努力，取得臨時登記的農藥創制品種近30個，處于“三階段開發”但尚未獲得臨時登記證的具有高活性化合物10個（種），還配套開發了10多項新技術。目前在市場上表現良好的創制品種如氟嗎啉、烯肟菌酯、烯肟菌胺、丁香菌酯、氰烯菌酯、噻唑鋅、氯氟醚菊酯等均是這一時期研發或推進的創制成果。
隨著國家科研投資體制的變化，2015年起農藥創制相關研究內容合并進入“化學肥料和農藥減施增效綜合技術研發”專項，并且研究內容和國撥經費也很有限。因此，農藥創制需要從蹣跚學步開始走向獨立選題，自擔風險。可喜的是，以中化集團成員單位為主的研發單位和企業，按照國外創新型企業的開發模式，自主開展了相關農藥創制工作，通過中間體衍生方法創新、生測手段集成與優化、工程化風險評估以及國際化市場同步開發等環節，取得了較好的創制成果。部分農藥企業如蘇研農藥、新農化工等也積極推進有關創制品種的產業化和市場化，最大限度地發揮創制品種的經濟效益，以平衡創制風險。
通過農藥創制主體的轉變，使農藥行業更加清晰地認識到，唯有走創制之路，才能獲得持續的發展能力，實現企業更大的發展。
2010年，我國農藥總產量中除草劑、殺蟲劑和殺菌劑的比例分別為18.0%、61.3%和10.6%。到2017年農藥總產量中除草劑、殺蟲劑和殺菌劑的比例分別為39.0%、20.3%和5.8%。這些年，我國農藥品種呈現除草劑產量逐年上升，殺菌劑產量平穩，殺蟲劑產量逐年下降的格局，這顯示出我國農藥種類結構逐步趨向合理，農藥品種結構也得到明顯改善。
我國農藥企業有2200多家，其中原藥企業超過500家，是全球唯一超過千家農藥企業的國家（發達國家農藥企業通常在幾家或幾十家），農藥行業小、散、亂的現象依然存在。但隨著行業競爭的日趨激烈，農藥企業兼并重組加劇，行業集中度正在提高。國內大型的農化企業大多通過兼并重組而來，如中國化工集團公司和中國中化集團公司。
中國化工集團：農藥業務基本在中國化工農化總公司內，農化總公司先后兼并了沙隆達、黑龍化工、大成股份、安邦電化、安道麥和先正達，2016年，中國化工農化總公司的農藥銷售收入32億美元左右，如果加上先正達，則達到128億美元，是名符其實的全球第一大農化公司。
中化集團公司：中化集團公司的農藥業務是通過兼并江山股份、揚農集團、沈陽化工研究院和浙江省化工研究院逐步發展壯大。2016年，中國中化集團農藥業務的合計銷售收入10億美元左右（估計值），位于國內第二位，其銷售收入全部來自中國大陸。
從農藥銷售百強企業占全行業營業收入比重看，2010年比例為31.3%， 2016年達到33.2%，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產業集中度有所提高。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農藥工業經歷品種結構單一、技術落后到品種豐富、結構優化、生產水平大幅提升的變遷過程，形成了包括科研開發、基礎原料、專用中間體、原藥合成和制劑加工在內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為農業增產豐收、食品安全，乃至全球植物保護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農藥創制過程時間長、難度大，是典型的高投入、高風險活動。新農藥的開發成本，主要為篩選新化合物的開發成本+試驗檢測該化合物的活性及藥效成本+工業化開發成本+市場推廣成本等。在企業規模小、研發能力弱的時期，國家投入為主十分必要。在此期間，研發費用由企業與高校和研究院（所）分攤，高校和研究院（所）的費用支出，則是靠政府的科研項目支持，這實實在在地為企業節省了一部分研發費用。“九五”~“十二五”期間，國家投入逐漸弱化，企業為主的投入逐漸增加，部分企業在創新發展的過程中逐漸做大做強。
一個典型的案例是江蘇揚農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改革開放初期，揚農化工與有關高校和研究院（所）合作，涉足當時門檻極高的擬除蟲菊酯類農藥領域，其中也經歷了行業迷茫、發展緩慢的時期。但企業幾代領導班子堅定地認為，研發主體以研究院（所）逐步過渡到企業，才是企業科技進步和發展的關鍵。為此，揚農化工持續投入，堅持創新，從而開創了我國擬除蟲菊酯類殺蟲劑事業的新局面。目前，揚農化工是全球擬除蟲菊酯類農藥產品最全、生產能力最大生產商，市場份額排名全球第二，創制品種氯氟醚菊酯單品銷售額超過2億元，成為國內農化行業低調做事，可持續發展能力強的行業標兵。
從近些年發布的全球農化企業20強榜單可以看出，我國有幾家農化企業已連續數年上榜。原因在于，近年來全球主流專利農藥保護期紛紛到期，專利農藥的市場份額逐步下降，而非專利農藥的新興市場在全球消費總量的比重在不斷上升。 農藥原藥一旦失去專利保護，生產者增加，利潤率下降，專利持有企業也會傾向于生產外包、出售業務或放開渠道，以便擴大市場份額，這給非專利農藥生產商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
我國石油和化工產業基礎雄厚，產業鏈健全，從中間體-原藥生產的原材料配套優勢明顯，制劑生產的水平和質量得到很大提升。近年來，隨著技術進步和持續研發投入，部分創新品種在國內外市場表現不俗，部分國內領先企業在國際市場的影響力持續增加，為我國農藥企業向價值鏈高端邁進奠定了較好的基礎。
最近幾年，幾大跨國巨頭間的并購整合陸續落下帷幕，隨之而來的是一個新寡頭時代的開啟。自從2014年富美實收購科麥農以來，行業間的并購整合就沒有間斷過，顯然，并購整合已經成為行業發展的主旋律。跨國公司的大規模并購，無疑會在短時間內助力這些超級公司擴大生產經營規模， 進一步降低成本費用；提高市場份額，提升行業戰略地位及競爭力；并快速獲得先進的生產技術、管理經驗、銷售渠道、研究設施、專業人才等各類資源。
2017年，中國化工集團率先完成了對先正達的收購；杜邦和陶氏業已于2017年8月底合并；而拜耳對孟山都的收購預計將于2018年完成。隨著三起舉世矚目的交易即將落下帷幕，全球農化行業的格局也將迎來顛覆性的變革。本輪并購中主要巨頭都力爭做大規模，延長服務鏈，利用自身在基礎研究中的優勢和渠道及市場優勢重新甩開競爭者的追趕，形成新的寡頭壟斷門檻，牢牢把控著行業價值鏈的頂端。
與此同時，位居第二梯隊的富美實收購了杜邦剝離的部分農化業務；巴斯夫則收購了拜耳種子和非選擇性除草劑業務的重要部分；紐發姆收購安道麥與先正達一道剝離的歐洲經濟區的部分作物保護產品，還收購了富美實剝離的磺酰脲類和雙氟磺草胺除草劑業務。
伴隨著第一、第二梯隊的加速整合，處于第三梯隊的多數國內公司將重新面臨跨國公司業務重組、市場再分配，自己議價能力減弱的窘境。
2016年下半年開始，我國啟動新一輪環保督察行動，深刻影響了包括農藥在內的眾多行業，一時間，停工、停產、倒閉、供應短缺、價格上漲、有價無貨、無價無貨等充斥著整個市場。對于農藥行業而言，環保督察行動造成了其上游企業的原材料、中間體供應短缺，價格飛漲，進而導致農藥企業減產，影響了客戶訂單的完成，而部分依賴我國農藥出口的國外企業因為我國客戶訂單的推遲完成甚至取消，又進一步影響到他們對其客戶合同的履行情況。我國作為農藥生產和出口大國，受到如此迅猛的環保風暴沖擊，部分省市還相繼出臺沿江整治、園區認定等政策，客觀上造成供應鏈緊張，合規企業環保成本增加，導致產品價格上漲。有人預計，通過這輪行動，為整個農化行業提供原材料的企業將會淘汰掉三分之二。
一個不容忽視的情形是，我國已經進入了老齡化社會，新生代的農民工或技術工人更愿意找舒適、流動性高的工作。隨著各地基本工資標準的逐步提高，包括農藥行業在內的我國各行業用工成本大幅提高，農藥企業人員流動性高、用工成本節節攀升成為常態，農藥企業主們在經營活動中備受煎熬的日子看來還要持續一段時間。
近年來，盡管在耕地不斷減少，人口持續增加，需求明顯增長的背景下，我國農產品價格依然低迷。這部分原因應歸結于部分農產品進口量有所增加，平衡了國內需求，而深層次的原因則是各地盲目發展有關農業發展項目，造成產品同質化與過剩產能并存，銷售不暢。此外，隨著農業科技進步，在良種培育、適用技術推廣、重大病蟲害防治、農民專業化合作組織、網購等環節上有所突破，降低了農產品的生產和營銷成本。
在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的背景下，農業生產面臨著比較效益下降、經營成本上升、生產要素外流等挑戰，政府也加大了對農業的支持保護力度，除逐步增加財政支農資金外，還加快農業政策性金融和政策性保險體系的建設。盡管如此，由于我國地域廣闊，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者眾多，文化素質偏低，市場信息不對稱，農產品價格低迷發生的概率高。農藥行業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農業，只有農產品生產的效益上去了，才能支撐包括農藥在內的農業生產投入品價格提升。
全球六大農化巨頭（先正達、拜耳、孟山都、陶氏、杜邦、巴斯夫）通過兼并重組已經變成五大巨頭，即拜耳-孟山都、陶氏杜邦、先正達-中國化工-安道麥、巴斯夫。這新五大巨頭組成了農化行業的第一梯隊。
以非專利農藥為基礎，以市場營銷及渠道建設見長的第二梯隊主要有：富美實、住友化學、紐發姆、聯合磷化、愛利思達、漢姆等。
第三梯隊主要由我國企業及日本的部分企業組成，主要包括：穎泰生物、山東潤豐、福華通達、新安化工、揚農化工、南京紅太陽、江蘇輝豐、中化作物、泰達集團、日本組合化學、日本石原產業等。
隨著第一梯隊完成并購整合，第二梯隊拾遺補漏與強身健體，處于第三梯隊的我國公司及日本公司將面臨加劇分化的行業格局。預計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第三梯隊的農化企業要么給人做嫁衣，賺取少量利潤；要么花巨資開拓自有市場，經營風險突增。
對處于第三梯隊以下的絕大多數國內農化企業而言，不太可能獨立完成國際市場的開拓，部分有一定實力的公司只有依附于第一、第二梯隊的供應鏈，得以生存和發展；很大一部分中小企業或者產品不具有競爭力的中等規模企業，在環保壓力和安全監管趨嚴的情勢下，生存困難。
隨著信息技術的普及與應用，數字農業成為新的農業生產模式。數字農業使農業生產更精準、更高效、更具有可持續性。新型農機已經或即將具備精準農業特性， 新的工具能夠幫助優化肥料和作物保護產品等農業投入品的投入，并提高產品的質量和產量。此外，數字農業解決方案也有助于滿足社會對農業生產透明性要求，并增強消費者與生產者的互動體驗。
2017年年初，孟山都旗下Climate公司首次公布數字農業產品研發計劃，同時宣布未來幾年將繼續拓展農業大數據平臺Climate FieldView，以覆蓋更廣泛的全球區域市場。在兩個種植季里，Climate FieldView平臺已迅速成為美國連接最廣泛的農業數字平臺，并正逐步拓展到加拿大、巴西及歐洲等區域市場。
拜耳公司一方面通過收購孟山都來加速整合數字農業資源，另一方面積極推廣其現有的數字解決方案。拜耳已在60多個國家提供數字解決方案，這些數字解決方案不僅在加拿大、美國、巴西、德國、法國、烏克蘭和俄羅斯等國家擁有巨大的潛力，而且在發展中國家也擁有極大的發展前景。2017年11月，拜耳宣布其數字農業解決方案XARVIO上市。新的 XARVIO Scouting App將使用戶很容易就能發現并鑒別作物病蟲害，氮元素狀況以及葉片的損害情況。這些數據具有共享屬性，用戶也可從其鄰居收集到的數據中獲益，可以看到周圍有哪些病害正在發生，也能看到周圍蟲害的壓力。
巴斯夫的目標則是利用數字化為整個價值鏈提供巨大機遇。在農業數字化方面，巴斯夫也開始加快了全球的布局。2017年，巴斯夫收購了ZedX公司，并與Proagrica合作推出首個農場管理系統集成接口等。
除了跨國巨頭，安道麥近年來圍繞增產高效、精準噴施、土壤/作物/環境監測、疾病預防等，推出了系列貼合農戶需求及簡單實用的數字農業應用程序及解決方案，比如：Adama Wings解決方案、CropVIEW 農業信息系統等。
近年來，微技術（包括微單元、微裝置、微流體工藝）在化工領域取得了一批成果，其中微反應器和微結構反應器已從實驗室開始走向工業化。這類反應器特別適用于反應時間短、高溫高壓、需精準控制的液液相連續、密閉工藝放熱/吸熱反應體系，具有可組合、安全、占地小、產能大的特點，符合當下各地開始推行的單位面積稅收額鼓勵政策。
目前，微技術已經開始運用于近30種化工產品或合成體系，只要具有：快速的液液相反應、強放熱或吸熱反應、反應選擇性較差等三個特點，微反應器技術將會帶來良好的技術改進。有關專家估計，精細化工領域約30%的有機反應過程均適宜在微反應器中完成。
此外，基于微技術在高效混合領域的突出表現，大量涉及油水相乳化的農藥制劑均可通過微技術生產，從而可能顛覆現有的生產方式。
有機反應普遍具有選擇性差、收率低，酸堿中和頻繁等特點，農藥、醫藥、染料等行業副產鹽（氯化鈉）的處置尤其迫切。
根據有關專家估計，農藥行業年副產鹽至少百萬噸以上（僅草甘膦一個品種估計占三分之一強），僅少量副產鹽經精制和處理后用于氯堿行業，多數都作為危險廢物填埋或焚燒后填埋，這是對資源的很大浪費，對環境也構成隱患。
建議有關部門和行業協會，盡快組織和推進副產鹽來源分類、危險性鑒別、合理化使用等環節的研究，給法律法規制定部門提出合理化建議，待條件成熟后修改、完善現有副產鹽作為危險廢固的處置方式，為行業發展提供科學、理性的發展環境。
作者聯系方式：電話010-64283579，郵箱yangguangliang@ciccc.com
